值此之际，我们邀请中关村网金院数字金融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顾雷博士，针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热点话题如IPO热潮、AI热潮以及金融科技常态化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等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对我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有所启发和帮助。

顾雷简介：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关村网金院数字金融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监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著有《中国普惠金融创新业务与监管初探》、《中国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与合规发展》等9部个人专著，并在《中国法学》、《财经研究》、《上海金融》、《金融博览》、《国际融资》、《清华金融评论》等核心期刊、报纸杂志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在2020年11月蚂蚁集团科创板IPO暂缓之后，行业整治叠加疫情冲击，金融科技公司的上市基本处于暂停状态。但在今年以来，这一局面正在扭转。行业整改暂告段落，经济显现温和复苏，金融数字化持续深入，金融科技公司的上市窗口期或已到来。

2022年以来，多家金融科技中概股在香港启动二次上市。金融壹账通（HK:06638）在去年7月以介绍方式回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港股、美股双重上市的金融科技中概股。2022年11月，彼时还叫“360数科”的奇富科技（HK:03660）登陆港交所，与金融壹账通不同的是，奇富科技在港交所二次上市时发行新股募集资金1.697亿港元。今年4月，陆金所控股（HK:06623）以介绍方式在港交所二次上市。

究其原因，首先从大环境看，2021年以后的中概股在美国上市就受到了一些影响。因此，登陆香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金融壹账通本身服务金融机构，回归港股是不仅可以规避风险，更可以募集巨额资金。其次，能够迅速回归香港上市，一定程度上也是蹭到了AI和大模型的热点。

2021年之前，A股上市的金融科技公司大多是金融IT服务商，而今年扎堆递交IPO招股书的科技公司更偏向于AI企业，或是为金融机构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例如今年4月赴港IPO的第四范式，将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应用于银行反欺诈，2020年-2022年金融业务贡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1%、28.6%、16.9%，在2020、2021年金融业务都是第四范式的营收支柱。而量化派、百望云、邦盛科技、开科唯识都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显然，今年这一波表面上是金融科技的IPO热潮，其实质应该是AI热潮。公开信息显示，2023年上半年向港交所递交IPO招股书的公司中，涉及人工智能、数字化、智能化的公司近11家，占据总数40家的27.5%，接近30%的比例。

最后，由于目前我国大陆科创板上市的“红绿灯”规则还没有发生变化，金融科技公司只有摒弃“类金融”业务与不合规业务，强调“硬科技”属性，以高科技人工智能为主营业务，才有登陆科创板的机会。比如，今年5月12日，奇富科技发布国内首个自研金融行业通用大模型“奇富GPT”，为其后续在上市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胡敏：现阶段，金融科技行业最热门话题就是人工智能，请问如何评价人工智能在我国未来金融科技发展的前景？

顾雷：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业发展风起云涌，后劲十足。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业共发生358起重要投/融资事件，其中百万级融资事件共发生12起，千万级融资事件共发生110起，亿元级融资事件共发生122起。2022年投/融资事件主要发生在13个领域，其中工业机器人、机器人零部件和工业物联网相关领域发生投融资事件较多，其次则是医疗机器人相关领域、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特种机器人相关领域和服务机器人相关领域。

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互金平台、网络小贷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已经开启ChatGPT与元宇宙技术融合，广泛应用于智能客服、智能营销、量化投资、智能投研、风险管理等金融场景，快速生成数字人工客服，提升金融机构运营效率，开启了新一轮业务模式与服务模式创新。

顾雷：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金融科技领域知识不完备、生成内容可解释性不够、不符合业务逻辑、存在偏见等问题均存在潜在金融风险。如果操控者价值观存在历史和文化偏见、歧视，就会通过ChatGPT“放大镜”误导用户，扭曲大众价值观，违反金融科技伦理和职业道德。

显然，从安全伦理角度看，存在数据泄露风险、被滥用或者被危险分子使用的安全伦理问题，由此产生的金融科技伦理问题更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设计不准或使用不当，这些超级工具就会成为超级毁坏者，产生我们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

更何况，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对ChatGPT完整的治理架构和风险防范体系，目前还只是有一些对网络信息、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方面的监管规定，分散在不同的人工智能或互联网金融法规或政策性文件中，还没有形成系统性，容易产生人工智能行为与后果的模糊法律边界。比如，如果基于ChatGPT发生了法律关系和后果，无法准确判断其权利及责任主体。又比如，ChatGPT通过人工智能方式整理并呈现信息，在其运算过程中可能故意或非故意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显然，这些都是今后在法律层面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和答案。

但是，我们不必过于此担忧和恐惧。现代金融需要科技，更需要人工智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水平，用“大力发展”描述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经济未来发展，鼓励和支持有条件企业瞄准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开展先行先试，进一步加快自主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应用，重点支持我国头部企业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比如深度学习框架、人工智能芯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工智能技术；尽快推出对标人工智能的自主产品，产生出根植于本土的人工智能技术。

目前，国内头部互联网平台包括百度、腾讯、阿里都大力投资AI平台，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企业、互金平台都积极思考尝试生成式AI技术，通过办公软件、数字人等方式进行商业化落地，将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相互结合，打造区域智能化数字经济，加速形成具有降本、提质、增效特色的生成式AI产业集群。

人类的未来应该由人类决定，而不是由人工智能左右。我们拥有自己的左脑和右脑，用来独立思考、逻辑推理和释放感情，而ChatGPT只能作为我们“第三个眼睛”，进行信息收集、图像处理、视觉识别、数据分析，不能作为人类的“中枢神经”。

今天，虽然人类社会需要商业智慧，需要科技进步，但更需要为民之心和普惠之意。互联网时代要求我们对所有试图建立人工智能的努力进行严格审查，将金融科技与法律法规结合起来。

算法融合伦理，科技遵循规则，让所有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符合人类伦理和国家法度，不能屈从于利益集团，更不能将人工智能变成一款只会疯狂赚钱的聊天机器人。

为此，我们必须尽快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行动指南，强调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尊重隐私、敏捷治理原则，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和伦理规范结合，将数据安全、算法安全、服务安全作为人工智能重要发力方向，形成“技术防范+伦理规范+法律规制”体系，重点做好以下五点预防和治理工作。

第一，现阶段，先期开发对接ChatGPT软件或是硬件进行内部测试，暂不考虑直接使用。只有经过无数次测试保证安全，经行业认证、相关部门批准后才可投入使用。如果经过测试，证明有些ChatGPT技术依然不成熟，有必要禁止ChatGPT连接金融市场系统，以避免产生财产性损失和物理性伤害。

第二，建立ChatGPT限制规则，突出ChatGPT禁止性规定，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车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数据采集标准化，要求ChatGPT对任何对人、企业（机构组织）、社会、主权国家负有防止伤害的法定责任，构建完善的ChatGPT算法与模型风险防范体系与责任管理架构。例如不能伤害人类用户、不可以披露个人隐私数据、不能披露虚假或没有依据的陈述，切实防范发展过程中各项反人类风险，平衡好人工智能发展与人类生存安全之间的关系。

第三，要求ChatGPT提供隐私保护的机制，包括提供隐私保护算法、数据存储方式、数据分析算法、信息披露系统以及应用算法，长期追踪，禁止任何与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相违背的业务行为。

第四，探索完善人工智能授权使用制度，形成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使用承诺背书，明确数据产权归属和适用范式，建立纵深防御安全系统，实现人工智能数据可用、可信、可追溯，强化人工智能数字化监管能力，筑牢人工智能风险“防火墙”。比如，制定大数据分析机制，要求ChatGPT提供数据来源以及相关记录，且能判断信息真伪，保证数据来源真实性。如果发生问题，出错的数据来源可以被从生态环境移除。

第五，建立ChatGPT伦理标准，从道德、伦理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软性约束，重点关注在公民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可靠性以及责任归属等方面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防止商业失序而引发伦理问题，确保生成式AI与人类社会和谐互利发展，在金融、医疗和法律领域保障ChatGPT在系统涉及、在应用时不能挑战传统伦理标准。

胡敏：正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您认为如何使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做到金融向善、科技向善呢？

顾雷：过去，我们都强调的是要把法律法治放在前面，依法来把握市场的秩序。但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来说，由于技术的发展已经走到了法律制定的前面，所以就需要有一个规范或者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金融科技伦理，也就是强调社会责任体系的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简单说，通过金融伦理研究达成金融伦理共识，形成金融伦理规范和金融市场标准，最后获得对金融科技的责任体系。

首先，金融科技企业必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因为每次分配都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初次分配主要关系到劳动条件；再分配主要关系到依法缴税；三次分配主要关系到企业捐赠。所以，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直接关系到社会责任问题。

共同富裕的政策倡导将极大地提升金融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企业提高员工福利、依法缴税、积极投身公益慈善回报社会。受此影响，我们预计，2024年将会有更多企业和企业家投身负责任的投资及公益慈善，通过产业帮扶、公益基金会、慈善信托等方式，以更系统、专业的方法促进共同富裕。

其次，金融科技企业必须多视角关怀低收入群体、老年人群、女性职工、残疾人士以及临时就业者等社会弱势群体，予以必要的尊重和关怀。在服务对象选择过程中，要求金融科技企业有社会工作者视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能够“跳出金融做金融”，与社会共享金融要素，无论是高净值人群，还是所谓“低收入群体”都应该是金融服务对象，体现普惠性、共享性和大众化特质，将金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助力解决社会痛点难点问题上，而不仅仅是平台利润或机构得失上。

再次，金融科技企业必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普惠性，将业务重点从大行业大客户延伸至小行业小客户，从城市老阵地开辟到乡村新主场，努力提升涉农小微企业、农户、农村微小经济组织的金融获得性，加大“三农”领域融资支持，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公平享有金融服务机会，给数以千万计的户外劳动者带来便利，而且很快产生了溢出效应，演变为“劳动者港湾+”效应。更多关注金融科技企业的“996”问题，关心临时就业者的社保、医疗、教育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

最后，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加强金融科技伦理建设，从数据的采集、传输、使用等全生命周期的视角进行管理，具有伦理上的“向善”属性，同时履行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任，建立伦理审查、信息披露等常态化工作机制，主动学习、提高认识，自觉践行科技伦理规范，坚决抵制不良行为，探索公平的定价、运营和风控机制，解决银行间的数据孤岛、数据垄断问题，让更多弱势群体享受到金融科技的便利性，从而达到“科技向善”的目的。

今天，金融科技企业秉持绿色、普惠理念，实现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让金融科技服务真正成为助力社会低收入人群的有力工具，演化为支撑数字金融、智慧金融、平民金融的题中之义，成为支持有利于增进社会福祉的经济行为，而不是助长“恶的金融”的手段工具。

我们呼吁，金融科技企业必须秉持金融向善、科技向善的理念，在科技应用当中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和道德准则。

第一，坚决不从事不正当的竞争活动，树立遵守金融监管要求的合规意识，坚持所有金融科技经营活动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机构对各类行经营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科技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做真正的互联网行业守法者，不给金融科技领域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借助于科技创新，在优化信息对称、数据处理效率、风控管理等方面更好服务长尾用户，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拓宽普惠金融服务边界，为个体工商户、农户、新创业者、灵活就业人群和新市民等弱势群体融资提供更广覆盖、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普惠金融服务，践行全社会共同富裕。

第三，遵从守正创新理念，利用科技力量提升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力，为中小微企业、“三农”组织、新生创业机构等实体经济提供便捷、高效、普惠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实体经济合理的金融需求，维护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第四，规范技术创新应用，引导金融科技正向发展。技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面对新技术，既不能将其神化，也不能一味排斥，而应回归技术中立的本源。金融科技企业应认真落实金融监管部门有关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以守正为基础，以安全为关键，牢牢把握金融科技创新的核心与本质，在严控风险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依法、合规创新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合理运用新兴技术手段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助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