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政府关注量居于前十的文章《近300个智慧城市试点发现了什么问题》中，从近年来各试点城市的实践来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一些“智慧城市”不能解决任何一种城市病，有的是被IT企业“绑架”，成为企业推销产品的渠道；有的是被政府部门“绑架”，部门间形成信息孤岛互不往来；还有不少则是“忽悠”，还有些地方的“智能城市”从规划上就是错的。
“智慧城市”不仅仅是“科技项目”
安邦智库（ANBOUND）敏锐地指出：在不少地方，智慧城市是推动城市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概念，但智慧城市的发展也多落在科技硬件上，变成一个个智慧项目。
反思智慧城市的发展，安邦智库认为，发展智慧城市必须把握两个核心：
一个核心是城市本身，不论是什么样的智慧城市，都是以技术手段改进来服务于整个城市系统。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注重系统性，而不只是城市局面的高科技改造。
另一个核心则是人。城市的发展应该以人为本，智慧城市建设也不能偏离这个核心。如果忽视了人的需要，建设智慧城市就会变成“暴力式”的技术应用过程。
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仅仅对城市局部打一针“新技术吗啡”，也不是仅仅对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新技术应用试验，而应该围绕提升城市系统服务和人的宜居性而进行的城市改进。
那么，系统性视角下智慧城市建设的路线图是怎样的？安邦智库（ANBOUND）的美国合作机构ESI ThoughtLab对全球 136 个城市的政府领导人进行基准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智慧城市的观点、实践和绩效结果。2019年初，ESI ThoughtLab 分享了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对全球智慧城市的诸多建议，首要的是：设立智慧城市发展计划。没有正确的目标和愿景，智慧城市很难充分发挥潜力。
根据 ESI ThoughtLab 建议，城市需将发展计划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包括五大“基础支柱”（FOUNDATIONAL PILLARS）：治理（GOVERNANCE），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经济（ECONOMY），人才（TALENT）和资金（FUNDING）；
第二层次包括五大“科技支柱”（TECH-ENABLED）：环境（ENVIRONMENT），移动性（MOBILITY），公共安全（PUBLIC SAFETY），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和支付系统（PAYMENTS）。在智慧城市建设的不同阶段，城市不仅要根据发展情况，不断调整投入到不同“支柱”（PILLARS）上的预算分配，同时还要结合技术发展，随时做好路线纠偏。
▲数据来源：《Smarter Cities 2025: Building a sustainable business and financingplan》，ESI ThoughtLab
ESI ThoughtLab对全球136个城市的政府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基准调查，根据政府官员对调查中有关他们在10个智慧城市“支柱”方面进展的详细问题的答复，ESI ThoughtLab计算了136个城市中每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成熟度评分”。ESI ThoughtLab将这些城市分为三类: 初学者（Beginner）、过渡者（Transitioning）和领导者（Leader）。
根据ESI ThoughtLab对136个城市的“智慧城市成熟度评分”，中国入选城市中，过渡者：北京、香港、澳门、台北；领导者：上海、银川。
此外，ESI ThoughtLab研究发现：不同成熟度的城市都在移动性、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中投资最多；但是初学者在基础设施和移动性中投入最多，而领导者在治理中投资最多。
正所谓“城市”是承载智慧的基础、是母体。离开“城市”谈“智慧”，寄望于通过智慧化让一个乱糟糟的城市脱胎换骨，那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技术并不能改变城市管理的目标和理念。好的城市的形成，从来不仅仅依靠技术，而更多源自其包容性、多元性和活力。
单一的技术视角看待城市问题会有哪些局限？我们从“技术至上陷阱”说起。
谨防“技术至上”陷阱
智能技术向城市的逐步引入是由许多因素推动的。技术支持公司、研究员、建筑师、规划师、智囊团、环保团体、媒体，都在推动城市向智慧城市转型，他们一起塑造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基础。城市治理者也乐于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一些城市希望通过强化自身的智能城市创新形象来保持竞争力。这些推动者共同导致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行其道。
然而，大多数智慧城市的驱动者的目的是出售技术和服务——在他们的眼中，这是生意。实际上，智慧城市理念的提出和被广泛接受，归功于IBM这类大型IT商业咨询公司的推动。作为技术导向的咨询公司，IBM提出的智慧星球和智慧城市概念，成功整合了自身的多种咨询服务和ICT产品。毫无疑问，对于IBM和后继者思科公司，智慧城市是一个成功的营销口号。
要注意的是：
1、技术公司的商业利益有悖于城市效益最大化。安邦智库（ANBOUND）曾提醒：部分地区存在着智慧城市建设过度的迹象，值得警惕。比如，有的地方马路上根本就没有多少人与车，但也在投入巨资推出所谓“智慧交通”平台项目；有的地方3年前建的园区与房子，现在房子依旧在，数据业务没多少，显得冷冷清清；不少企业拽着政府投资一些智慧产业的平台项目，项目清单不断增加，政府投资不断累积，却长期看不见效益，成为鸡肋。
2、技术基础设施“照猫画虎”建不成智慧城市。由于缺乏对城市问题和使用需求的准确判断，容易形成“大而全”却缺乏针对性的技术方案，继而引发盲目的ICT基础设施投资。正如安邦智库（ANBOUND）指出：许多城市出台了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但除少数先行先试的城市以外，大多都是“照猫画虎”搭建一套“城市监测平台”，实时监测汇总人口、交通、环境等各个领域数据，但是对于如何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城市状况，如何整合、应用数据资源进行城市治理，往往缺乏深入思考。
3、技术应用派生伦理问题。城市建设中的数据收集问题不再是“房间中的大象”。万物互联下人们越发注意个人隐私。人们越来越关注：谁有权收集我们的数据？哪些数据被收集，它们是怎样被利用的？荷兰使用一款软件来分析犯罪数据和特定区域的社交数据，如年龄、工资、是否申请救济金等。警察利用这些数据来预测某种类型的犯罪多发于城市哪个区域。这样的计划引发了人们对伦理问题的争论：①在个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先预测ta犯罪的概率，这真的有助于大众利益吗？②这是否会加重对特定群体的偏见？例如警察过度“关注”有色人群和贫困社区的居民。
数据、隐私、城市、居民、社区…等等，我们似乎发现了什么——
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大行其道，导致人们只能从技术的角度看待智慧城市,而城市总是嵌入于更广大的社会关系中。
技术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会对社会、环境带来变化。我们看到，铁路和火枪取代了镖路和骆驼客，驿站和会馆变成人去楼空的危楼，周边的商肆枯萎后，人们逐新的贸易通道而居，原来繁华的地方渐渐衰败。运输技术的提升伴生新的雇佣关系，此前“主家-掌柜-伙计”的形式渐趋消亡，人们的可流动性大大增强。相比于此前的宗族关系，陌生的人们在新的贸易中心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现在，技术进步带来的外溢效应依然在发生。例如，有人大胆想象，“电动车+自动驾驶”将挑战加油站、保险公司、出租车公司和共享出行公司；而“自动驾驶发生事故先救车主还是先救路人”成为人们新的伦理问题。
史蒂芬·列维特在《魔鬼经济学》中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人们讨论如何减肥的时候，他们煞费苦心地比较米饭和馒头的热量值，对并不显著的差值争论地面红耳赤，但减肥办法其实显而易见：无论米饭还是馒头，少吃才是王道。同样，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人们也陷入了“技术至上陷阱”。如同城市更新有其社会学意义，城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我们应该用多重的动态视角观察城市的生长与演化，“技术控”显然是短视的。但是，这些观点并不是反对在城市发展中引入和应用智能技术，因为数字化转型不可阻挡。
城市问题需“以人为本”
信息分析经常用到“系统思想”，要用系统概念来讨论事物，分析事物，研究事物的演变趋势。数字化对城市的影响，仅仅“智能化、便利化”的评说过于简单，静止的评论是容易的，但“城市系统＆人的城市”的视角下的动态跟踪观察才是必须的，而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系统思考和动态跟踪能够凝结思想结晶。
正如很多人都听说过TOD，开发一个城市，讲究TOD原则。所谓TOD，就是公交优先，公共交通导向发展（TOD）是一种城市规划原则，通过最大化公共交通的接入与经济活动的接入，确保城市能够创建充满活力、以人为本的社区。所以TOD原则经过了数十年的学术推广，已经为世界各国所广泛的接受。
但是，仅仅是TOD还是不够的，作为城市开发思想的研究者，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提出了POD原则，这个POD原则强调的是步行系统的优先开发（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 Principles）。陈功认为，TOD原则对于城市的开发来说是一种均衡的趋势，这样的均衡和重构努力还非常不够，虽然TOD系统强调的公共交通，不仅仅是汽车，但实际世界各地的城市开发过程中，还是过分强调了汽车以及交通枢纽，而忽视了行人。陈功认为，TOD原则实际已经过时了，城市的交流系统是分层级的，TOD无法突破城市原有的交通系统层级，无法在土地经济意义上重构路权，也无法解决城市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确保城市经济和街道的活力。
陈功认为，一个城市，最基本的活力源自于人。城市是人的居住和生活组织系统，而不是一个交通系统。在后者中，人仅仅是交通系统的一个附属物。POD原则强调的是，人在城市开发中是第一优先级的，各个层级的步行道系统开发是第一优先级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私人交通系统仅仅是一种区块的链接体系，它必须建立在完善而有效的步行道系统的基础之上，作为步行道系统的延伸和跨越。所以，POD原则，实际上颠覆、革新了原有的城市设计和开发原则，但这样的设计和开发原则是有效的，可以解决很多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