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价已高达50万元的《瘟疫论》（ 道光二年 ，壬午1822）
 

吴又可是谁？

百度百科显示，吴有性（明末1592－1672年？），字又可，汉族，江苏吴县东山人。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

明崇祯14-17年，即公元1641-1644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1643年更是爆发了一场大瘟疫，史称明末鼠疫 。这场鼠疫最终波及南北两直隶、山东、浙江等地，5、6月时候，病情最为严重，以至于街上无一幸免。

吴又可在行医过程中，深入观察瘟疫流行的特点，研究病变的规律，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瘟疫病因学上的新观点——戾气说，摆脱了过去中医学术上的僵化思想，以及理论脱离实际的风气，最终著成中国医学史上关于传染病理论的专著《瘟疫论》。

吴又可在书中对病因、发病症状、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及用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发展了中医对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并且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截然分开，为后人治疗瘟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他所创用的方剂“达原饮”等具有独特的疗效，至今对某些急性传染病均有较好的效果。

《瘟疫论》有何神奇之处？

《瘟疫论》的戾气说，在细菌学没有诞生的年代里，对指导和治疗热性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明朝中晚期，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百姓不得安宁，生活极度贫困，各地相继出现疫病。据史书记载，1408－1643年，共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39地次，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疫病最严重的时期。

传染病的大流行给中医界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搞清病因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上解决治疗问题。

吴又可之前的历代医家，都是从天气的异常来理解热性病的病源，而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后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明确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然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精辟地概括出来戾气的特点，即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指出它有多种类型，“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不同戾气所引起的瘟疫种类各异，揭示了戾气具有特异性。

另外，论述了戾气具有偏中性特点，“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吴又可的这一论述与现代医学中的“种属感受性”或者“种属免疫性”概念是很接近的。戾气说把中医外科的某些疾病，如疔疮、痈疽、丹毒等的病源归结为杂气。吴又可提出戾气说的时代，既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微生物学说，中医水平还处于经验升学阶段，他提出的这一比较科学的设想，比西方医学家李斯特（L．Lister，1827－1912年）关于外科术后感染是微生物所致的发现，早二百多年。

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指出传染途径有两个，一是来自自然环境，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侵入人体的途径则是自口鼻而入；并且认识到人体抵抗力的强弱与是否发病有关。他提出的戾气说和他的《瘟疫论》，反映出独到的见解与创新精神。他把温病、瘟疫和伤寒明确加以区分，对疾病的传变上完全摆脱了六经传变的传统说法，认为疫邪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之后以九种不同方式向“表”或“里”传变；并提出治疗瘟疫的新设想，揭开了中医传染病学史上的新篇章。

关于《瘟疫论》的遗憾

吴又可的戾气说出现后，使中医领域墨守陈规的学术风气受到一次猛烈冲击，引起一些思想保守的医家极为不满，把富于创新的成就看成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清代中医学术界对吴又可的新理论不够重视，伤寒派一直坚持伤寒包括温病（一般热性传染病），认为只要学好《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就可以治疗温病。

乾隆年间以后发展起来的温病派，则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而且古代伤寒多而温病少，认为伤寒为寒邪所致，温病则由温、暑、燥、湿等不同邪气所引起，所以，强调伤寒与温病不同。现在看来，两个学术派别的争论不过是对一般热性传染病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罢了。所谓温病学说，在对一般热性传染病传变过程的认识和治疗方面，比《伤寒论》前进了一步。

戾气说在中医传染病病因学方面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吴又可提出戾气说正是明末清初，当时，由于统治阶级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断绝了中外的文化技术交流，西方出现的新技术、新科学没有能够及时引进，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从近代起落后于西方，中医学的发展更是缺乏科学技术手段支撑。如果吴又可商务学说能够得到继续发展，无疑地会对祖国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着实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希望在大力倡导医疗卫生事业、防疫科技大发展的今天，不再发生这样的遗憾！

愿我国医学界同仁们能够继续发扬吴又可老先生的务实、创新精神，继往开来，为防治传染病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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