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前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

唐杰于2019年4月20日在《深圳奇迹》新书首发式上的演讲全文如下：

我比较赞成海闻（编者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刚才说的那句话：“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所以也需要支持，深圳缺乏社会科学，深圳的社会科学相对于理工科是落后的，我想这是深圳奇迹及未来应该要讨论的东西。所以首先要祝贺张军教授（编者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深圳奇迹》一书主编），长期在深圳可能就看不清楚，第三只眼睛才能看清楚。

40年，图片是最经典的，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有深圳这样40年的沧桑巨变。当然，有一个城市比深圳富得快，那就是迪拜。它比深圳晚开发10年，它现在比深圳富。但它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我们也应该佩服阿拉伯人，在一个沙漠中，建起了一座繁华的城市，但是它和深圳具有巨大的差别。

深圳今昔对比图

改革有风险：杀出一条血路

这两个镜头大家都知道，一张是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张是习老通过经济特区报告的会审。李岚清写出过一段史实，小平当年有段话，“就叫特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当时都不清楚这个话从哪儿来，因为没头没尾嘛。后来知道那是两个老人家聊天，习老是做过陕甘宁边区主席的，当年国民政府是不给陕甘宁边区钱的，那么小平就跟习老说，中央也不给你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真正走到今天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讲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没有这个事，改革就是要有风险。

我想说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对深圳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很多人将其归功于深圳是移民城市，为什么移民城市能成功？社会学解释比经济学解释更好，社会是分层的，一个移民城市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我们很难想象复旦经济学院的院长和一个普通工人能坐在一起讨论创新。但是在深圳就可以，因为大家都是移民，这两人可能是老乡，可能是战友，虽然你现在当院长，但是咱们还可以以同学、同乡或者战友的名义聚在一块。老的城市很难创新的原因就是社会分层严重，不同路径、不同思想的人很难在一起碰撞。深圳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就给大家创造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个交流当中可能就有三种人，一个是当过兵可以管人的，一个是科学家有技术的，一种是有钱的，再一个是在政府当过处长的，四个人聚一块这个企业可能就出来了。深圳的野蛮生长、草根生长，这是一种城市化中的社会学现象。

再一个科学学角度的解释，我们不知道谁能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们知道诺贝尔奖的科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世界上曾经组织大科学计划最成功的是美国。美国做原子弹开发引导世界走向了核时代，登月计划引导世界走向宇航时代，组织10个国家100个科学家10年花了37亿美元做了人类第一张基因图谱，使人类走向生命科学、基因的时代。所以从科技学角度来讲，对深圳最大的启发是配齐产业链。深圳政府最爱干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不说谁能够在产业链中承担一个份额，但是我知道缺了这个东西做不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学能够解释深圳的什么呢？

首先经济学解释激励，创新创业就会有激励，为什么很多城市不能创新创业？因为没激励，创不成，等你创成了一个东西，简单就被别人抄袭走了，你打官司打不赢，没处打。有一个激励机制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创新效应、示范效应，变成在深圳由一个任正非带动无数人想当任正非。

但是经济学不能解释什么呢？经济学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海校长（编者注：海闻）说北大汇丰是商界领袖的摇篮，但他没说是企业家的摇篮，他很难说谁能当企业家，反正我知道我当不了，我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有人要来读经济学博士，我就跟他说你要想好啊，向前一步走风险是什么，向后一步是什么，向左向右又是什么，站着不动也有风险，我把风险算完告诉你。至于怎么解决风险？那不是我的事，那是企业家的事。所以一个社会如何能够造就如此多的密集的企业家，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

深圳内在的东西还有一条，刚才海校长也说了，那就是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边界划得很清楚，政府的手不会伸到企业去教怎么办企业，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深圳真正走到今天就是改革开放闯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地方讲四平八稳，确保万无一失。没有这个事，改革就是要有风险。

这张图是樊纲老师刚才讲的深圳怎么从低到高的，这是深圳生产过的两代模拟机，深圳就是从加工装备开始，然后走自主品牌的模仿，深圳没有没模仿过的品牌，深圳人从来不造假，但生产大量的A货。

深圳很早就有品牌意识，当年很多人觉得这是山寨版，是copy猫、copy狗。去年是欧美媒体、日本媒体来深圳调研最密集的时候，他们也想知道十年前的copy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

樊纲刚才讲的很对，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一个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法国人、德国人都是模仿，英国人就说质次价低的德国货是不配和英国货放在一块卖的，必须要注明Made in Germany，日本后来也被要求注明Made in Japan。

深圳当年叫“山寨”，深圳自己解嘲说什么叫山寨，就是Made in Shenzhen，现在Made in Shenzhen走向世界顶级，走向世界顶级的过程就是转换成长方式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做了一个图，下边的线是全国，上边这条曲线是深圳，然后我做了一个平滑，平滑就可以看到深圳是一路降速的。

在深圳的这条曲线中，每十年大概有一个周期。中国人特别怕周期，讲周期危机是资本主义，其实我觉得周期是个创新的过程。
 

周期是个创新的过程

高潮时大家投资，看到一个风口猪都能飞起来，大家都去投，投了之后就会看到大量飞起来的猪死了，真正的鹰飞起来了。

十年的周期，在深圳表现出产业大量外迁的过程。其中大家可以看到1984、1985年，特区工作会批评深圳不搞产业，深圳大衰退一回。

1994年到1996年深圳大衰退，外界变化是95年特区政策取消。很多人说深圳特区是政策养大的，其实1995年特区办就没有了。

那一回深圳大衰退还有一个原因是广深高速公路修通，大量的产业沿着这条高速向北向东莞去了，东莞在五年内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聚集地，深圳就再也没有“三来一补”（编者注：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了，深圳走向模仿，东莞走向“三来一补”。

结果东莞在2008年开始大规模衰退，“三来一补”在东莞也不能生存了，而深圳已经走到创新阶段。

深圳再一次衰退是2000年开始到2003年，那时广州成功向重化学工业转型，成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深圳的方向还不明确，那一轮都在讨论“深圳被谁抛弃”。

深圳最近一轮转型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是2010年到2013年，深圳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但深圳当年做了什么？

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每年外迁的企业超过8500家，外迁造成经济下滑超过4个点，深圳经济当时保持12%的增长的时候，它的实质增长率超过16%将近17%。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空间产业转移的过程，深圳腾笼换鸟。8500家企业走了，宝安就成了一个新的市区，宝安现在成了前海强大的支撑。所以这是一个聚集、扩散、再聚集的过程。

从一个空间角度看，它的比较优势走向转换的时候是一个不断的聚集扩散、聚集扩散、聚集扩散。这一过程中深圳的经济特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下面这个表可以说得很清楚。

企业员工和非企业员工（也就是个体工商户），占劳动力的各一半。国企员工现在占整个企业员工的9%，占全社会劳动力的4.5%。深圳的国企现在就转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叫公益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做好公共服务，做好重大产业的支撑。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深圳企业数的变化，从1980年830家经过十年到了2万家，再十年之后到了10万家，再十年之后到了36万家，到2016年是150万家。最近新普查的数据，深圳活跃纳税企业将近90万家。

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我们大概知道汽车的制造是民用产品中最复杂的，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

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就是我对深圳的解释。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这就是深圳的特征。

这张图做了一个美国和印度的比较，印度最好的企业创新对企业的贡献0.2，美国最好的企业创新贡献也不到0.3，但是美印之间的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不创新可以活着，美国企业不创新就不能活。中国大概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深圳一定处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最后发现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生存水平超过美国的平均水平。
 

两个制度

我们现在是两个制度，一个是分工制度，一个是竞争制度，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给大家说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看天津的报纸，说天津十年磨一剑，成就了1000亿的大飞机产业，空客飞机还是装出来了。我想，深圳五年无人机产业也是1000亿，这个产业怎么五年就能冒出来？

首先，深圳有全球最发达的碳纤维应用行业。

深圳做碳纤维做到最高端，一辆自行车卖24万人民币，比汽车还贵。深圳最高峰时有10亿只手机产能，手机外壳就是被碳纤维连起来的，现在华为手机边框比三星还窄，那个边框不是华为生产的，华为只创不造，那是比亚迪生产的，王传福说把这个手机扔出去十米之外它要散了找我，我试过真不散。这就代表了材料制造和精密加工能力。

还有特种塑料，当年小家电的特种塑料大量遗存，当无人机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找到。

再是电池电控，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

深圳曾经做了一件事，深圳政府先后投了5000万元研发伺服电机中的磁性材料。

机器人是没有神经的，它靠算法，靠速度。深圳当年根本不知道有无人机这种东西，无人机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智能机器人了，但是深圳还是支持研发成功了伺服电机的磁性材料，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后来我很好奇为什么广州没有做成无人机？

他们说广州没给人做过钓鱼杆，广州也没做过这么多贴牌手机，分工链在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形成过。

虽然广州政府也支持机器人，也支持伺服电机，但和深圳是不一样的，广州做机器人是用在汽车产业上，抓钢板，要求力量很大；深圳的机器人都用在精密仪器上，它力度很小但很精准。

所以大疆就具备了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这些将要被淘汰的行业，突然可以给无人机做产业链，很多部件，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汪滔说只要有想法就有人给我画，一个螺丝钉都不用生产，只要想生产就有人给生产，价格又低质量又好。

深圳的做法，总结下来是这样的，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市场经济就是合约经济），政府是保障。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保障合约的履行，政府推动建设发达的法治环境。我在人大工作过，法治不在于立不立法，而是立法技术，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大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某个事没看清楚，那先拿法律当教育文本，出了问题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立法过程是不成熟的，深圳这些年和全国不一样的是这个地方。

联合国刚刚发布的报告，横向从2005年到2015年，纵向把每一年的产业分成低端、中低端、高端。

我们可以看中国的变化，在过去十年我们的中高端产业上升了2.6个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边界。

当然，和日韩比、和发达国家比还是有差距，这是我们要转型的方向。深圳的未来要转型、要提升，你很出色很成功走到了今天，但是停在今天不会有出路。
 

“巴斯德象限”与产业创新
 

刘鹤同志讲了一个“巴斯德象限”，在全国引起热议。比如技能训练的是工匠精神，把东西做好，工匠精神是一定要的，但工匠能决定中国未来吗？
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 ）是2016年公布的管理科学技术名词。美国学者斯托克斯(D. E. Stokes)1997年提出科学研究的“应用与基础”二维模型，用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基础研究有较强的应用导向为例说明了科研过程中的认识世界和知识应用的目的可以并存的现象。后用巴斯德象限泛指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

在深圳就经历过，曾经有五家做手机屏幕手写笔的企业，每家做到销售收入3个亿以上，曾经控制了全球手写笔行业的90%，突然有一天苹果说我不要手写笔我要直接手写，轰然一声这五家企业就没了。工匠面对科学，工匠是打不过科学的，所以这个城市要走向科学。

爱迪生模式是另外一种模式，爱迪生没受过很好的教育，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不断地探索。

巴斯德是发现疫苗的人，他受过大学教育，知道发酵，看到因为发酵可以产生免疫作用，他是偶然发现的，因为具有成熟的知识得以大规模研发和生产疫苗，这就是大学和科学、大学和产业。这是深圳下一步要做的。

当然还有纯基础研究，比如陈景润，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破解值多少GDP，但是他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

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很多都是形而下的，不关注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形而上，就不会有科学的突破。

中国的创新人才指数在全球也就排45，深圳人才荟萃，但是在全球的排名一次排73、一次排94。

我想说的是过去15年深圳发生重大变化的是450万企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从7年达到了13年，15年达到了别的国家100年的变化，但是人才也就如此。

我去年在哈佛待了一个月，在那天天来回走有很大感受，走在波士顿剑桥大街上，论漂亮，比深圳差太多了，但论产业密集是世界顶级，它是全球生物产业最为密集的一个平方英里，构成了产业结构丰富、价值链完整、人才多样、资金充分、政策稳定，引进了大批创新的生物产业。

其实我们知道波士顿剑桥主要是因为哈佛在，MIT在，塔夫茨在它边上，以为那是一个科教城，它曾经在100年的时间是麻省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沉寂了30年，走向了生命科学，现在成为生命科学全球最顶尖的地方。

它的形成需要超高水平的大学，且不说哈佛、MIT、波士顿大学，这几所大学有三所世界顶级医学院，两所世界顶级药学院，有全球最高端的医疗资源，才带动了生命科学的集聚，一条街出现了全球1/3的生命科学创新公司。

如果像我们很多城市一样，没有多元文化，全部大拆大建，都建成高楼大厦，创新企业是无法生存的，多元文化可能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