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3-25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峰会主题为“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

王岐山、周小川、易纲、马云等共话全球经济变局，信息量很大，一起来看看。

王岐山、周小川、易纲、马云（从左至右）

王岐山：中国金融不能走这三条歪路、歧路、邪路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沪举办的2020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辞称，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紧贴企业生产经营，抓住市场新趋势、新机遇，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王岐山表示。
 

下文为致辞原文：

各位嘉宾：

欢迎你们出席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肆虐全球，触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盛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变革的时期。

也要看到，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休戚与共，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科学技术加速迭代，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团结抗疫，共克时艰，合作共赢是全世界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要通过历史、文化和哲学的思考增强信心，以全面、辩证和长远的眼光认清大势，勇于创新，在危机中辨析新机，于变革中开拓新局。

各位嘉宾，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也在上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重在顺应变化。近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强劲。未来，中国经济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将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继续扩大内需，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有效性。不断提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新发展格局重在转变方式。要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双驱动，从两头在外转向自主与开放兼容，消除要素流动障碍的阻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

新发展格局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稳定发展预期、政策预期、制度预期，打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新体制，更加主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各位嘉宾，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当前，全球金融经济环境变化剧烈，既要坚守底线，也要灵活应对风险挑战，勇于除旧立新。

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紧贴企业生产经营，抓住市场新趋势、新机遇，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

要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业遵从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三原则中，安全性永远排在第一位。要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使中国金融企业经得起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经济周期变化、外部冲击考验。要标本兼治，用经济发展的增量削减风险，用规范的方式应对风险。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有序处置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近年来金融新技术广泛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提高效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

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加强基础性、制度性建设， 提升队伍素质，强化监管手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金融业更好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后，预祝本届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周小川：“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中国积极发起G20“缓债计划”

峰会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称，“一带一路”并非如同个别西方国家所说是中国所设的“债务陷阱”，相反，在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负担的时期，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的国家之一。

周小川指出，确实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另外疫情之后的复苏不仅仅是取决于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功克服疫情实现复苏。

“如果在这一期间，一些低收入国家因为还债，挤占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就会减少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拨款或者是这方面的能力。在疫情以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将会变弱。再有是债权人方面，如果发生债务违约或者是显著地进行债务重组，包括像AIIB（亚投行）这样的机构，其财务健康性受到损害，会影响到未来的融资能力、评级、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这个长远影响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周小川称。

他提到，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中国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但是疫情比较复杂，疫情过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还是需要研究的，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缓债，就一定是疫情后的债务重组，就一定是减债和消债。此外，需要区别哪些是疫情导致的债务困难，其实疫情新增加的债务负担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有很多高杠杆债务实际上都是在疫情发生前形成了的。因此，还要注意不要出现道德风险，所以说是很难找到统一的办法，还是需要根据各个国家债务情况来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疫情后未来能力的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来生产能力的建设。有些国家不愿意轻易违约或者申请债务重组，因为他们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信誉，未来在国际市场、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能力。与此同时，未来的发展道路肯定是大量依靠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依靠多边主义，当前的一些政策选择既是关键，同时也不能顾前不顾后。

至于一些对立面的说法，周小川称：“这些说法的对立面是有些人试图借这个机会推卸过去自己的责任，把问题都说成是别人搞的陷阱，唱高调，或是自己主张请客，并且让过去的东西就算了，拉倒了。但是请客他又说我自己不出钱，你们去出钱，所以出现了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有一些议论，强调给发展中国家送点礼或者是减点债什么的，这很有点像是给好处，但是更关键的是应该如何促进他们将宏观经济搞好，能够将基础设施搞上去，将生产能力搞上去，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道路。”周小川说。
 

除了“一带一路”债务问题，周小川还十分关注储蓄率问题。

他回顾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伯南克，他从储蓄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的原因，认为亚洲，特别是中国过剩的储蓄涌到美国，导致了次贷危机。这里面也涉及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多余的货币就容易找避风港流入美国，这是一种说法。当时在讨论中周小川回应，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其主要的原因和亚洲金融风波有关系，也就是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波中，不少发达国家的对冲基金冲进亚洲市场，亚洲国家受到冲击好不容易恢复了，他们是有扩大出口和增加储蓄等动机的，这些储蓄的增加在随后就变成了“一带一路”债权融资的主力军。

他举出数据称，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前，GDP的储蓄率是在35%左右，但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就开始迅速提高，提高到最高时也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那时候达到了51.8%。但是随后我们也有扩大内需的政策，最近习主席强调了“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了44.6%，目前看来还会进一步地下降。

他坦言，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目前还看不太清，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作用），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作用），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全球的平均储蓄率在过去10年、20年中，平均是26.5%，所以中国是大大高于这一水平。同时东亚有一些国家也都是明显高于这一平均水平，而低于（这一水平）的主要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位数。从储蓄的角度看融资能力和资金配置是一个重要地角度，也是对于那些阴谋论的反驳，否则大家会说中国人均GDP不高，还拿那么多钱搞“一带一路”，是不是确实有什么阴谋上的考虑。

“现在的情况就是东亚（包括中国），目前是债权融资的主力。大家知道过去主权融资的主力是在巴黎俱乐部，目前东亚（包括中国）已经超过了巴黎俱乐部主权债的总额。其实，中国这些投资除了去‘一带一路’以后，也有相当大地数量是投在美国、北美和欧洲，但是当前局势的变化，他们对中国议论很多，也有很多不友好的政策，保护主义的政策。”周小川提到，但是再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同时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里面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地调整。所以未来，“一带一路”的融资格局会与此相关。

易纲：推动金融业开放，应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要便利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还要推动规则制度型开放，增强制度的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也有利于全球经济。

易纲指出，应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要求、持牌经营。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易纲称。

下文为演讲全文：

构建新发展格局 扩大金融业开放——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主题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

很高兴来到外滩金融峰会，和大家分享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进展和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开放的展望。

一、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业开放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主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要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背景。中国是全球经贸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和制造中心。2002-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要便利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还要推动规则制度型开放，增强制度的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也有利于全球经济。

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了机构、业务、产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给，还促进了制度规则的完善，促进了金融制度供给。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近年来金融业开放取得的进展

过去两年，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条开放措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一是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积极扩大在华布局。2018年以来，新增外资控股证券公司8家、外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2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20家，标普、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已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比如，不再对外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实现内外资一致。允许外资银行经市场化评价后获得债务投资工具主承销商资质，允许外资银行分行及子行获得基金托管资质等。

三是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今年前9个月，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7191亿元。近期，富时罗素宣布拟将中国国债纳入其世界国债指数。

应当看到，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金融是竞争性服务业，开放竞争有助于中国自身金融业发展和效率提升。而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

三、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

第一，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要求、持牌经营。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第二，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三，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新形势下，我们会针对当前的不足，并对标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推动金融业开放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谢谢大家！

马云：已完成蚂蚁集团上市定价；中国的金融业还是青春少年

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奉献了一场金句迭出的演讲。他直言当下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还表示“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政策太少。最怕监管到后来，变成了自己没有风险，自己部门没有风险，但是整个经济有不发展的风险。”

“中国怎么可能在几年内出现几千家互联网金融公司？我们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诞生的。”马云说，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在演讲中，他反复谈及“面向未来”：“我们常说要和国际接轨，今天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怎么和未来接轨。世界期待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金融体系，这种真正的创新一定会付出代价，我们这代人必须为未来担当！”

在马云的观察中，与金融体系已经运转几十年的欧洲完全不同，中国当下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欧洲需要巴塞尔协议去解决金融系统过度复杂、老化的“老年病”，但中国的金融业和其他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还是青春少年，还没有成熟的生态体系，没有完完全全的流动起来。大银行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主动脉，但还需要湖泊、需要水塘，需要小溪小河。

而要建立生态系统，就必须坚持创新，真正的创新，一定会犯错误，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

马云还就金融业的抵押、担保模式发表观点。他表示，有的企业家把资产全抵押出去，压力很大，动作就会变形。还有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贷款，不断加杠杆，负债搞得越来越大。银行喜欢给好企业、给不需要钱的企业贷款，结果让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形成多元化投资，甚至把钱转出去做一些完全不符合自己需要的事情。

而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标准是普惠，绿色，可持续，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是否起决定性作用。他说，只有专家和学者结合起来，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去创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自实践的理论，不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

7年前，马云曾经预言，未来30年，技术驱动的互联网金融有很大机会，今天他再度预测，如果用未来的眼光打造30年后世界所需的新金融体系，数字货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应该问自己，数字货币到底要解决未来的什么实际问题？这个数字货币不是从历史上去找，不是从监管角度去找，不是从研究机构去找，而是从市场去找，从需求去找，从未来去找。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们这一代人做这个改革，结果可能是下一代才能看到，我们可能就是负重前行的一代人，但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也是给我们的责任。”马云说。

目前正是蚂蚁金服上市的关键时刻，马云透露，10月23日，在上海确定了蚂蚁金服的上市定价。如此大规模IPO的定价首次在纽约之外的地方完成价，是历史第一次，在5年前甚至3年前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