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大势看“新基建”投资
第一个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从美国金融危机开始算起,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今天的一些政治局面、国际环境?
从经济有关的角度来看,简单来讲,与我们普通人相关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各国都在印钱。 尤其以处在漩涡中心的美国而言,印了非常多的钞票,或者说创造了非常多的流动性。
这件事产生的结果对今天仍然有足够大的影响:在钱多的时候,钱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会变得比较易得、且大量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影响是,用大白话来讲,叫做“用钱赚钱”,因为这件事效率更高,相对来讲,也更容易。它的对立面是“用劳动和劳动效率来赚钱”,简单来讲,这句话就是能拿钱赚钱、会用钱赚钱的人就会变得更有钱,显然就造成了贫富差距。 接下来的结果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过去一百年,各种各样的经济流动性周期中,都大大小小出现过贫富差距加大的结果,造成“持有劳动效率”的人会表达一些不满。
这种不满的表达方式,通常是“要把事情变得跟今天不一样”。因为经济上的一部分原因造成的这种不满,导致了我们所看见的一些政治现象。比如,不管是美国选上了当时让大家意外的总统特朗普,还是英国那些原来不经常参与投票的人也参与了投票,或者英国最后公投选择了“脱欧”。
上面讲的那些都是政治现象下的一部分经济原因。 当然,这件事对今天可能仍然有持续的影响。这次疫情大家也看到了,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又开始重复并且更激烈的重复2009年开始的所谓“印钱”模式的循环。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会持续存在。可能在之后的5年、7年、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仍然会有这种经济现象造成的政治表象出现。
在我国疫情期间,它也引发了一些困扰我们的舆论争议,包括各种各样影响中国的或者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相对关系等。 既然这个影响已经长期存在了,在讨论我们自己面对的不确定性时,看到了如下的长、中、短三个阶段。 基本上在两三个月之内,即5、6月之间,发达国家如果能够大部分解决或者叫控制住新冠疫情的话,中国已经走过的那三个月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不管嘴上怎么说,大家会先埋头解决经济和就业的问题,毕竟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如果这个事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就有不确定性,原因是刚才我们讲的,本来已经存在的这些政治现象,因为贫富分化所造成的政治表达这些事已经存在了。 如果受疫情影响更大的同样是这些持有劳动效率的人,不管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收入,还是他们的就业等,那儿么这种情绪就会需要一定程度的发泄,这个发泄如果持续时间长、积累的时间长,在疫情中因为特殊情况影响的时间长,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变成一些不确定的政治因素。
当然,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更长,比如夏天以后,持续到年底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看起来可能就会有更大的政治上的麻烦和动荡。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最近两天还好,毕竟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欧洲,包括德国、瑞士、法国,也包括影响比较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都多多少少、陆陆续续开始恢复经济的举动。即便是相对数量高居不下的美国,从5月上旬一直到7月中旬,各个州也开始拟订恢复经济的调整举动。
如果能够控制住,各国政府会像中国的3、4月一样集中力量恢复就业,企业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业务。这是我们讲过的最不确定的一件事。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我们解决不了,可能更多要靠经济学家们去找到解决办法,因为这一次与2009年相比,各个国家印钱的规模超过了上一次。同时,整体的负债水平,包括政府和国家的负债水平也上升得比较快。 全世界这么多钱显然还没有匹配到所谓生产力或者GDP的增长或者总量。这个问题最后会怎么解决?全球债务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也需要另外的5、6、7、8年甚至十年才能看见这件事的最终答案。
把这两个不确定的问题拿掉,回过头来看,我们要讲的、与中国有关的事到底是什么?
40年“老基建”做了啥?
今天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到底是怎么发展?我们出台的这些“新基建”政策会产生哪些影响?影响多长时间?
以下从“中国过去40年以及从今天开始的这些新基建政策之后十年”来分析一下,各个时期如何形成的?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以十年为阶段来看中国产业发展)?
1、 第一个十年(1978年~1990年)
可以看到,从1978、1980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释放了非常多的农民或者叫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到工业或者制造业中。
对于过去制定的政策,不一一考量了,比如,1978年中国80%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通过“包产到户”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 解放初这十年多中的两亿多人,或者按照现在的统计规律来看,这个数目可能更大一些。这些劳动力还经历了80年代初中期所经过的乡镇企业特定阶段,这个特定名词简单来讲就是田间地头的制造业,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就地改造成了产业工人。这是第一个十年做的事。
产业工人起到的作用很大,原因是1995年中国大概乡镇企业占整个GDP的比例是四分之一,25%。从那之后,大家很少听到“乡镇企业”这个词,因为他们开始变成了规模化的民营企业。换句话说,从作坊开始“企业化,甚至后面的股份化”。这是第一个十年发生的事儿。
重提“中国过去三个十年或者四个十年”的目的,也是为了想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再重复一遍这些有各种特定政策、特定产业形态和特定的刺激因素所造成的这些劳动力迁移状况、技术培训状况和产业升级的状况,是很难的。
2、 第二个十年(1990年~2000年)
1990年的中国比今天的中国要困难得多,大概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速最低的一年,只有3.6%左右。那一年,我们国家经历了经济制裁,我们很难从国外买到东西,也很不容易出口。 那时候,我国经济体量也很弱小,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有两万亿元出头,相当于2019年苏州一个城市的GDP。
在既买不到东西、又很难卖的情况下,中国产业链在那十年里面被迫发展成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因为买不到,所以只能自己造。
造了十年之后,到了1999~2001年,我国发生了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第一件事,简单来讲,1999年初,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的冲击,所以国家制订了开放政策。换句话说,所有制造业都可以自行外贸,原来大家需要各种各样的外贸额度和通过专门的外贸进出口公司,1999年初开始,中国所有制造型企业,大家都可以自主外贸。
第二件事就是众所周知“2001年加入了WTO”,事实上,这两件事情也造成了之后阿里巴巴的产生和蓬勃发展的过程。
3、 第三个十年 再往后年的十年是什么呢?
2000年左右,我们很多的制造企业需要借助自主外贸和加入WTO这两件事,变成是一个能赚外汇的企业。这是大家都希望的。 如果你想赚外汇,前提是必须要做到别人愿意买的产品,换句话说,我们经历了一次劳动力的转移和基础教育。 我们经历了产业链变长,接下来,产业链的结构在这两个政策的刺激下,都变好了,换句话说,做出来的东西能卖出去,尤其还能赚到外汇。
接下来20年包括延续后的几年,中国形成了什么结局呢?
我们在整条产业链上,除了能源这件事之外,在几乎每一个链条上,都变成全球最大。 比如说原材料——钢,中国在1996年变成的全世界最大粗钢产量国家,大概是一亿吨出头。 2019年我们的粗钢产量9亿多吨,排第二名的是刚刚变成第二名的印度,大概1.04亿。再往下是日本,1.02亿,再往下是美国,8000多万吨。
工业品也一样,联合国定义的所有工业品门类的制造业,中国都有,包括200个以上的工业品,我们都是世界第一。 化工方面,中国的化工总产量在2017年占全世界的40%,体量也非常大。 消费品就不用再多解释了。
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工业品,以及高附加值的贸易,经过这30年,特定周期的特定原因和外部内部政策的刺激,我们每一个环都是最大,而且是世界第一。
上面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以及到今天长成了什么样。
4、 第四个十年
2009年开始,当时饱受争议的不管是高铁还是为了对抗金融危机的四万亿。 这四万亿和高铁形成了什么结局?中间链条上面那部分,从物流这个环节来看,中国大概在过去十年造了差不多三万公里的高铁。 按照正常的高铁造价(一公里两亿元)来计算,我们大概有五六万亿元的高铁资产,当然我们的高速公路变成了16万公里,可行驶里程也是世界第一,比全世界高铁总和还要多很多。 还包括我们的城际轨道,城铁、地铁,如这十年也有6000多公里的新增地铁。地铁造价更贵,平均五亿左右/公里,差不多是三万亿左右的资产。
它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把这两件事连起来,就会发现:首先,我们有了全球或者说在各个国家中相对比较大、比较完整、链条又很长的产业链。 其次,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产业链基础上,围了一层交流网络或者叫物流网络。 虽然刚才讲了很多个第一,但从成本效率上来看,中国还可以再提升。
即便按照我们已经做的那些事情来看,航空方面,我们还是第二名,剩下的港口、铁路、船运都是世界第一。按照吨公里的成本来计算的话,中国物流已经接近美国的二分之一,美国是我们的1.8倍以上。
这两件事先后发生,使我们变成了长的制造链条,为了使得这个制造链条相互连接和发挥的效率更好,我们在上面织了一层物流网,使得这些产品和中间品在这个产业链条的流转过程当中,可以更高效、相对成本更低,甚至还可以更快速。这是我们第二步或者第四个十年当中做的事情。
为什么投资“新基建”?
接下来,在疫情期间,为了刺激政策,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经济、货币政策刺激。其中有一条和我们所做的新基建有关(见下图)。
对于已经有一个产业轴、一张最高效的物流网让这些产业轴之间能够连起来,之后再往下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外面做了数据化或新基建。 在新基建项目里,大部分事情是为了使得我们调度这张网和这个链条中的各环节连接上,可以变成全局协调,并且效率最高。 同时,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知道所谓“整体的供需关系”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在这个链条上准确地了解: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应该销往哪里,从而整个调度过程可以变得更高效。 上面是从我们的角度所理解的中国现有产业链特点。
简单来讲,那个产业结构轴又粗又长又壮,外面那层网是目前为止最密的,当然,新基建部分是我们要把它织得更密一些,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再往上一层,我们要使得这个”产业轴+物流网”变得”全局调度更加有效率”,并且能够更好地按供需关系来进行生产、运送和消费。
所以从中国40年或者50年的发展维度来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大力投资‘新基建’”。
当然,这里面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现象,比如因为有那个中间的轴,即高铁、高速路、机场等,所以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形成了长三角一体化、或者珠三角、大湾区等。 因为我们可以把足够多的产业在上下游的分布上连成一个小片,同时又让他们整体效率仍然很高,成本仍然很低。
换句话说,大家在这次抗疫中经常列举的例子:江苏是“散装”的,江苏之所以能“散装”,大概也是得益于这些链条长,它们之间的连接效率又高,成本又低,才能促成“散装”的这件事。
投资新基建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
在基础能源上,我们需要大量进口能源。 讲一个有意思的小例子。 在新基建项目中,有一个看起来跟几乎所有人都无关的新基建方向,叫做特高压。举一个例子,就能理解在全局调度和效率提升上为什么会有它。
中国现在大概排名第一的进口金额(需要花费外汇)最大的是芯片,最高像2019、2018年接近三千亿美金;第二名是石油,大概需要进口两千亿美金,约1.5万亿人民币;中国石油进口量已经在2017年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这些石油用到哪里了呢?很多用来做化工产品,石化加工中间品等,这些也是中国需求量最大的产品。
中国也有别的压力,什么压力呢?最近几年很多政府在推广,包括这次新基建项目中要投资落地的新能源车。 中国现在汽车产业是什么状况?现在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不到200,大概180辆左右。这处于什么水平呢?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瞄向的目标,比我们发达程度高的国家分别是怎样的? 日本在城市结构和人口密度上,日本千人汽车保有量大概是450辆,美国更高一些,因为地广人稀而且又是汽车文化,所以大概是700多辆。 也就是说,中国的汽车产业还有发展空间,现在存量两亿多辆,在这个存量中,假如我们从千人200辆发展到日本的千人保有量达到400辆,会产生什么影响?
列个数据来说明下,我们每年用在汽油上的消耗总量大概是一点几亿吨,每年进口的原油大概五亿多吨,约两千亿美元;石油炼成汽油大概是25%(4比1)。假如今天进口的所有石油全部变成汽油,刚好只够我们发展到日本汽车保有量水平。可以看到,中国的能源结构面临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力发展新能源车的原因。
再拿特高压为例,其好处既能够高效、输送更大的电量,又能节约地盘、传输距离也长、损耗还低。
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们从国外进口非常多的石油,把石油运到港口,哪怕就近建了一个最大的炼化厂炼成汽油,然后再运送到各地的加油站。这是一个完整的传统石油产业循环链条。
不管是水电、风电还是太阳能等,我们想办法让它就地上网,之后我们用损耗效率最低的特高压直接把它放到各个充电站,假定还有外面那层新基建(大数据、工业互联网、5G等新基建),我们还可以知道各个区域在不同时间到底会用多少电。
这与传统石油产业链的效率差别相当大。
总之,中国经过了过去30年从积累劳动力和初步训练劳动技能,到变成一条长长的产业链,再到一条相对高质量的产业链(因为外部内部环境和政策刺激而产生),肯定还有差距。
但是,过去40年,我们积累了又长又相对大的产业轴,又织了一张网,从密度和效率来说,已经是全国、全世界最高的网了。现在再接着织得更密,让产业链继续变好的同时,又在外面做了一个所谓调度网络,也就是今天提倡的新基建。
可以期待的是,未来,不管从提高效率、节约成本,还全局调动、协调供需,能够保证整体性的物流和流转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新基建带动产业结构如何变化?
最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面临着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从我们做早期投资的经验来看,我们很早也意识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大概五年前,我们投了不少“在最后两个环节上的”早期创业企业。 也就是说,关注最后两个环节,即“高附加值的消费”和“工业品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
举了几个例子,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的经济大概正在如何变化。
第一件事我们全资引进了特斯拉,幸亏特斯拉有中国工厂,当然这也保证了它在疫情期间“欧洲受影响、美国工厂不能开工”等情况下,股价还创了新高,因为中国工厂的超级生产能力,甚至包括政府帮助它复工复产。 最重要的是特斯拉在这个时候成为了标志性事件,并且还是第一个百分之百控股,就是特斯拉自己独资在中国建设的工厂。
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看到了需要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其实它有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有一半是高附加值的服务,即那些智能驾驶和控制有关的软件服务。 我们吸引的外资把它作为榜样。当然这对中国有其他的用处,大家也能看到,3月份,它的国产化率是30%,7月份要变成70%,到今年年底要变成百分之百的国产化。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引进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因为要带动相关的高附加值的链条。
虽然我们的产业是一条非常长且非常粗壮的轴,但是从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看,大概是21%左右。简单来讲,假如给了我们一个材料,通过我们的制造加工链条,卖出去之后增加了21%的价值。 如果我们想既保有这个长链条,又保有足够的量,又能使得在这个链条当中从事的企业和工人们都能收入上涨、利润上涨,我们就需要提高这个附加值的比例。
很多人问,疫情之后,什么行业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
简单来说,大家也看到了,其实中国的技术发展本来没有这么快,谁把这件事变成了这么快呢?客观上讲,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和国际环境造成的。
为什么这么讲?从我们自己的投资来看,我们的感触非常深。如果不是因为有贸易战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非常多的企业,不管是中国还是国际的大型企业,大概不会一上来就用一个创业技术公司所提供的核心技术产品。包括华为、小米、VIVO、OPPO等不一定愿意用国内创业公司做出来的零部件。 凑巧这个外部环境造成,大家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链和产业链安全,比较快地给了这些新技术公司机会,从而进入这些最核心的和最大的企业,变成他们的核心供应商。 因为这样的循环存在,才使我们国家的技术发展得比较快。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在看待疫情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简单的事,听起来非常悖论:在疫情期间最受益的行业,或者疫情期间发展最快的行业,在疫情之后可能会变成竞争最激烈的行业。
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在得到APP跟大家沟通交流,使用了视频会议,大家都知道,在线学习这件事在疫情期间显然变成了一个高速发展、超速增长的行业。 疫情之后,但凡还能活下来的线下教育企业,一定应该已经把如何做线上教育这件事学会了,要不然它活不下来。 这些企业在疫情之后,会产生如下情况。
1、用户显然不会再花这么多时间来讲直播和听直播了,仍然会存留,但不会有这么多时间了。 在用户的总需求量、总时间量减少的情况下,会做线上教育的企业比以前多了很多,会做线下教育的企业反而少了很多。因为那些没学会的线下企业都死了,所以导致的结论是线下竞争之后反而不激烈,但是剩余的这些线下的都会了线上。所以今天最好的线上教育在疫情之后是线上好呢,还是线上+线下好,还是线下好?
举一个反例,大家都说疫情期间受影响最大的是餐饮,餐饮业到今天仍然非常不好。可以想见的一个结果是,疫情之后,还能活下去,并且还活得可以的餐饮行业一定已经学会了怎么做线上外卖,而且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把堂食和外卖结合起来,做了所谓的“私域流量”,圈了用户的群。
疫情之后,很多线下餐饮门店被迫倒闭。对于仍然能健康活着的这些餐饮企业,它可能线下门店的总量和成本都会大幅度度变好。比如可以很便宜的房租拿得好的地段,因为已经没有别人来抢了,或者抢的人少了。 同时这些线下餐饮企业如果活下来了,它可能还学会了在线上电商平台卖半成品、原材料和预制菜。 疫情之后,又有更好的线下空间和条件让它扩展线下门店,每多扩一个门店,就把这个本事带到新门店里。
今天看起来最不好的行业,影响最大的行业也许有可能经过了疫情之后,因为锻炼出了新本事,在优胜劣汰之后,反而武功更全面一些。
所以说,疫情会有什么影响?最简单的道理来讲,就是疫情期间看起来短期特别受益的行业,之后可能会有更大的挑战或者竞争。看起来最惨的行业,活下来的企业,一定是增加了非常多的新武功、新本事,所以可能变得非常好。
也有人问,普通人怎么在外资进入的时候有自己的赚钱机会?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命题,不过背后有它的历史规律。在中国,农业最早的时候没有对外资开放;80年代制造业开始对外资开放,当然也包括了后来的房地产等等相关行业对外资开放。 每一次一个行业对外资开放的时候,确确实实有非常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政策开放第一阶段都获得非常多的成长性,也包括利益。
但是,最终结果却跟大家预想不一样。几乎每一个开放过的行业经过足够长时间的发展,比如十年之后,最后都是民营企业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从小企业变成了大型企业,或者超大型企业。
举一个大家最熟的行业和方向来看看怎么赚钱? 今天我们知道的所有民营企业,包括华为,都是从最穷的一个人的民营企业开始的。只是他碰上了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商业方向。
比如,如果没有90年代初的电信业改革,大概就不会有之后的两家著名公司,对分拆以后的电信运营商提供硬件服务的那家公司,长成了今天的华为。
对分拆以后的电信运营商提供软件的服务的那件公司叫腾讯,它最早是给运营商或者相关企业提供腾讯服务相关软件,包括Bp机软件等,然后有了商业机会。后来提供的也是与通信有关的软件服务。
总之,要想赚钱,你要按照正确的方向,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