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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李稻葵10分钟解释“双循环时代的(数字)服务贸易”

9月5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的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发表了主题为《双循环时代的服务贸易》的演讲。

李稻葵表示,双循环时代,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的提升有三个努力方向。其中之一是在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与用户自由度之间如何平衡。如果放任不管,恶性事件的虚假传播会引发不良事件;但如果动不动删帖,不让人说话,又会让当今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的体验不好。平衡这件事需要企业、用户、领导部门一起来协商,共同探讨。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以下为其演讲全文:

大家好,今天的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让我感受到中国经济在疫情防控得到关键性胜利之后,我们所迸发出来的这种新的增长能量,我感到非常的振奋。今天的宝贵时间里,跟大家交流三个观点,就是三句话。


三个观点

第一句话,我们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双循环的发展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什么是双循环?

双循环发展阶段的本质就是以国内的市场和生产要素加上技术为基础,加上高质量的对外开放,这两个轮子一块转,相互协调,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进入到这么一个双循环的发展阶段呢?

这是我们自己“大国发展经济”的一个基本的、阶段性的要求。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占到全球的16.3%(按照现场市场汇率计算,还不是购买力平价计算)。去年年底,过去两三年以来,我们的内需已经成为第一大增长动力。外部市场事实上过去一两年是负的,拖后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回想一下当年德国在1871年统一之后以及美国内战之后,他们的发展路径在很长时间之内,也都是靠国内市场、国内要素发展。时间关系不一一展开。

我们今天不一样,很多技术要靠自己研发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双循环发展阶段的基本道理。

双循环时代的两个重要点,一个是自己的统一大市场要做好,内需要提升。内需提升的关键是要提升百姓的可支配收入,通过城镇化以及通过城市内部更好的基本服务的提供,让百姓更愿意、更大胆地拿出腰包的钱去进行私人消费,这是内循环的第一个要义。

第二个要义是更高质量的开放。更高质量的开放就是促进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释放我们内需是提升我们经济的数量。而经济发展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我们才能进入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时间关系,点到为止。


第二个观点,双循环时代,我们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关键之关键或者重点,是服务贸易的提升。

服务贸易提升意味着什么?新冠疫情之后,为什么今天我们开的第一场多边的、国际论坛、经济论坛、贸易论坛是服务贸易?这个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为什么说服务贸易是我们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点之重点?

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了,中国经济中服务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行业,去年达到了53%。仅北京市的服务业去年达到了83%。

同样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在国际贸易领域,我们服务贸易的占比是1/7(这个数字可能略有点出入对)。我们的服务贸易与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的格局是不匹配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产品贸易去年年底全年顺差达到420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的逆差是2600亿美元,坦率讲这有一部分实际上与资本流动有关系,包括出国、购物,甚至于在国外进行一些金融投资等,总之,服务贸易是远远落后于我们应该有的经济地位。

所以服务贸易是未来一段时间高质量开放的重点,实际上国家已经这么做了,比如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现在是我们下一阶段开放的重点,包括保险、证券行业基本上已经放开了。

为什么金融行业要放开?原因之一是经过了20多年WTO的洗礼,金融行业乃至整个服务行业现在有信心了、有底气了。

20多年前,当时谈WTO条件的时候,最担心的一是银行,害怕银行存款大搬家,二是担心汽车业。现在我们已经有底气了,所以汽车行业放逐步放开,银行业放开。

服务行业我们的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讲几个小数字。德国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为18%,美国的是7%左右,印度的都到了12%,我们的只有5%。

所以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开放是下一阶段我们高质量开放的重中之重。我们商务部办这次服务贸易大会的初衷也在此。


第三句话,数字贸易又是双循环时代服务贸易高质量开放的亮点。

为什么说数字贸易是亮点呢?

首先,介绍一下关于服务贸易定义里面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数字贸易或者数字经济有两个统计口径,一个是宽口径,一个是窄口径,宽口径指的是通过数字技术推动的传统的贸易或者经济活动,加上数字内容、数字产品的交易,即这两个方面之和。狭义的定义就是只谈数字产品的贸易,包括数据的贸易。

那么数字贸易有两个定义,我倾向于商务部现在倾向的狭义定义。即便是按宽口径定义,中国经济的数字贸易占全球整个数字贸易比重仅仅是4.5%,这个数字不一定准,这与我们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又是不成比例。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非常迅猛,仅北京市数字经济占比50%,可是我们数字贸易的比重还是比较低,所以未来数字贸易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正在发生的一个典型的数字贸易案例,比如抖音在国外叫Tik Tok。我们数字贸易现在出口的量还不够,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怎么办?

未来两个努力方向

最后,有两件事是未来服务贸易的努力方向。这两件事恐怕不仅仅需要商务部、工信部,还需要更高层面的政府机构一起来协调完成以下方面。

第一,做好我们自己的数字经济。比如人民网现在也介入数字经济了,到底该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好、做强、做大?

具体说来,这里面有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产权保护。一个软件产品怎么能够得到保护,让软件开发者可以以某种形式获得回报,如果获得不了回报,总是烧钱,那么发展就不可持续。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隐私保护。隐私保护与程序开发、数据效率等往往会形成一个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隐私搞多了,数据就很难收集上来;数据收集多了,有时候对隐私又产生侵犯;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共同讨论制定规则,一定要让用户事先知情:放弃数据,他会得到什么便利;如果不放弃数据,很多好的服务他得不到,那么由他自己来选择,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值得大家继续探讨,即隐私保护与数据的公共服务性之间的矛盾怎么协调?

第三个更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在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与用户在数字经济中的自由度之间如何进行平衡问题。

我们体会的很深。如果国家监管部门完全放任网络平台,真是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带来冲击,让我们很多个人也产生困惑。这几年,几乎每一个周末都有热点话题,这些热点话题往往侵犯了或者伤害了个别人的隐私权,或个别公司的运营权,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惑。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什么帖子都要删,什么东西都要管,会让很多老百姓的用户体验不好。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中有一条就是“说话权”——讲话的权利,你不让我讲话,你不让我发帖子,我对美好生活的感觉就不好。尽管我的汽车不错,我家里装修的也不错,家具也不错,电器也不错,可是我要讲话。这是一个矛盾。

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刚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得非常好,各方面人士,包括企业的、用户的、国家领导部门的一起来协商,摆到桌面上,大家共同探讨。

总之,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件事,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与个人的体验之间,这三对矛盾怎么解决好?


第二件大事就是怎么能在国际上与主要国家,坦率地讲就是美国,共同合作,打造一个数字贸易乃至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准则。这个更加具有挑战性。

这次服贸会的定调非常好,我学习之后的总结就是两个字——合作,关键词是合作——合作动能、合作环境。怎么能合作?怎么跟世界上数字经济的其他领先国家即欧盟和美国一起合作,这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个考验的是我们的智慧。

刚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讲的那些事情是国外学者、国外用户天天思考的事情,比如公平竞争问题,隐私问题,税收问题,大家都关心,我们要一起来探讨。

所以我呼吁国内多举办一系列的多方国际会议,邀请国际组织、中外学者、相关企业,还有用户代表、民间团体,进行深入、务实、坦诚、公开地探讨,与世界主要国家形成一系列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合作的格局。

谢谢大家。